從“無動于衷”到“理性主動”：一次有關肺炎疫情的微觀觀察

1月26日，湖北云夢縣醫(yī)護人員挨家挨戶走訪，進行查體溫、登記家庭成員信息等工作。

據(jù)國家衛(wèi)健委消息，截至2020年1月31日24日，31個?。ㄗ灾螀^(qū)、直轄市）和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11791例，累計死亡259例；收到港澳臺地區(qū)通報確診病例30例。確診病例過萬，超出了2003年“非典”時期的染病人數(shù)。但從相關的數(shù)據(jù)可知，病例增長速度明顯快于非典，致死率卻低于非典。
隨著信息的及時準確的公開與傳播，普通民眾的心態(tài)和行為也跟著有變化。在1月20日晚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亮相央視之前，普通民眾的認識和重視程度是不夠的。在鐘南山院士給出此病會人傳人的重大判斷和中央政府采取大量措施后，民眾對此病的心態(tài)和相關行為很快發(fā)生了逆天反轉。
以下筆者根據(jù)自身返鄉(xiāng)途中經(jīng)歷以及身處村莊的參與觀察，從傳播學角度，試圖理解村民的心態(tài)與行為何以從最開始的“無動于衷”轉變?yōu)楹笃诘摹袄硇灾鲃印薄?br>一、回家路上，戴口罩的越來越少
2020年1月21日早，筆者從武漢的學校準備回農村家里，在乘車途中觀察到，人們的重視與認識程度是存在層級分化的。
由于回家前一直通過各種渠道關注武漢疫情的情況，筆者逐漸意識到武漢疫情的嚴重性與危險性，因此決定要做好安全防護?；丶仪耙惶?，筆者在超市購買了兩包一次性的醫(yī)用口罩，作為回家路途中使用。為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公共場所，筆者臨時改變行程，放棄坐高鐵而是選擇在高速路口做順風大巴回家。
在從學校到高速路口這段路程中，也沒有選擇做公交車而是直接坐的士，可以發(fā)現(xiàn)路上并沒有出現(xiàn)擁堵情況，反而在用時上比去年差不多同一時期要少七八分鐘。其中的特殊原因不言而喻，即受到病毒會人傳人的權威判斷影響，市民的出行率有所降低，但是路上行走的市民戴口罩的也并不普遍。
總體而言，市民的重視和認識程度，與疫情的嚴重性還是存在差距的。
在從省會武漢到筆者家鄉(xiāng)所在湖北某地級市的順風大巴上，乘客以外出務工者和大學生為主。從戴口罩的乘客數(shù)量看，約五十名乘客中只有十來人，年齡以20至40歲左右的中青年為主；從車上乘客的交談中可得知，有好些人在談論武漢疫情，最多的是有關鐘南山院士“人傳人”的重大判斷。大多數(shù)人還是比較“淡定從容”，反正要離開武漢，也不覺得是個大問題，預防措施基本上沒有，對疫情的重視和認識程度不高。
從地級市轉車到鎮(zhèn)上，約四十名乘客中戴口罩的數(shù)量只有六七人，偶爾乘客也會談論起關于武漢疫情的情況，但也僅僅是當作乘車過程的日常閑談，乘客的臉上更多的是年前的微笑，有購置年貨的滿足感，有買新衣的風光，有回家的喜悅感。
到達鎮(zhèn)上，客運站附近街上隨處可見擁擠的人群，各種各樣的車輛，紅色閃亮的橫幅和顯眼亮麗的促銷廣告，熱鬧一如既往。
從鎮(zhèn)再坐車到村里，二三十名乘客中戴口罩的就更少了，只有三四個，有關武漢疫情的交談也是很少的。筆者戴著口罩，在其中反而覺得有點不自在。
二、村民心態(tài)與行為的快速轉變
筆者所在的村莊位于鄂東南地區(qū)，村內戶籍人口約2300人，每年都有600至700人回村過年。回村后二三天內，筆者發(fā)現(xiàn)，村民偶爾議論武漢的疫情，但僅僅當作日常生活的閑談，顯然他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并沒有受到武漢疫情的影響。村民普遍認為，即使病毒會人傳人，但是武漢離村里有140公里左右，根本不需要關心。
他們依舊像往年一樣，為過年做準備，該上街購置年貨的還是照樣購置年貨，該給小孩買新衣還是繼續(xù)買新衣，該走親訪友的還是繼續(xù)走親訪友，該聚餐的還是繼續(xù)聚餐，該串門的還是繼續(xù)串門。以人情為代表的社會交往還在繼續(xù)與擴大。他們在家中圍著爐火拉家常，談論子女婚嫁、孩子讀書、務工生活、回家創(chuàng)業(yè)、新年暢想，各種話題都被激發(fā)出來，這是他們的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以家庭為中心，為避免各類喜事的互相重合，親朋好友間互相商討，精心安排日期，同時精打細算，為即將到來的一年中最重要的節(jié)日做準備。不時有爆竹聲響遍整個村莊，絢爛的煙花點亮夜空。鄉(xiāng)間路上往返的人群和車輛絡繹不絕。村中顯出一幅熱鬧非凡，紅紅火火過大年的場景，村民的臉上充滿著喜氣洋洋的風光。
隨著確診病例的快速增長，各級政府采取封了封鎖本地轄區(qū)和與外地往來道路等措施，有關信息也在村中快速傳播，于是，除夕及之后，前幾天熱熱鬧鬧的場景和喜氣洋洋的風光很快就發(fā)生了改變。筆者判斷，這不是強制的結果，而是村民基于理性主動改變的結果。
這種改變主要表現(xiàn)在社會日常性來往層面。
一是傳統(tǒng)拜年活動取消。按照村里的傳統(tǒng)，根據(jù)遠近親疏，大年初一在各自灣內（筆者所在的村屬于宗族型村莊，以姓氏為基礎，村內分布著十幾個灣子）拜年，以宗族內的叔伯兄弟為主。大年初二是姻親之間拜年，主要是前往外婆的舅姨家等處。大年初三是姑姑家等。但是今年這些活動基本上沒有了，只有灣內少許拜年活動，比如我的外婆有五個女兒，每年初二都會去外婆家拜年，并集中在舅舅家聚會，甚是熱鬧。但今年很冷清，只有筆者父親和一個姨娘去了，其他人甚至筆者自己都沒有去，只能通過電話、微信等方式拜年。
二是各種人情活動取消。每年過年前后十幾天，村內的人情互動是比較頻繁的，主要包括新房喬遷、子女婚嫁、祠堂落成、慶祝生日和做壽等，有的家里甚至一天有四次人情活動?？梢娙饲榛顒訕嫵纱逯羞^年期間重要的社會交往活動之一。但是今年相關活動只能暫時取消，比如村支書的兒子初八結婚，筆者母親準備做五十歲生日等，考慮到目前的疫情，最終都決定取消，看后期新情況。
三是村內的廟會也取消。按照村內的傳統(tǒng)，每年年初，村民都會到村內的岳公廟山上的四方寺祈福求簽，祭拜菩薩，甚至有的村還會敲鑼打鼓到廟里去。但是今年大家都呆在家里，廟里空蕩蕩的，基本上沒有人，沒有爆竹聲，也沒有香紙煙火氣。
四是朋友聚會也取消。村內朋友過年走動是極其普遍的，既有經(jīng)常見面的行業(yè)朋友，也有志趣相投但平時見不到面的朋友，他們都會選擇在春節(jié)期間聚一聚，聊聊天，談談心。但今年大家只能通過電話互相拜訪一下，問問好。
與社會交往活動的幾乎消失相對應的是，原本熱鬧的村莊非常迅速地冷清起來，村內道路上沒有了往來的人群與車輛，爆竹的聲音也是零星的。按照村民的說法，今年完全不像過年，但是在疫情快速蔓延的特殊時期，他們并沒有出現(xiàn)恐慌情況，也沒有出現(xiàn)極端的排斥外來者現(xiàn)象，而是理性看待此類事情，并且相互理解，主動接受這一狀況。
簡言之，村中的過年氣氛雖然冷清，但村民之間不失溫馨。
三、信息傳播網(wǎng)絡的自主構建與理性行為
武漢與我家的距離有140公里左右，兩地之間盡管在初期存在對疫情認識和重視程度上的層級分化，但在臨近春節(jié)的幾天之內，村民看待疫情的心態(tài)與他們的行為發(fā)生了迅速改變。
筆者認為，這種信息傳播的城鄉(xiāng)相對平衡，主要源于以傳播媒介為載體，自主構建出的一張疫情信息傳播網(wǎng)絡。
一是以手機和電視為載體的一級傳播。手機和電視在中國基層社會已經(jīng)相當普及。就筆者家中所在村來講，70%的村民至少有一部手機，每一家至少有一部手機；家家戶戶至少都有一臺電視，有的甚至安裝了網(wǎng)絡。正是主要借助電視和手機，村民能及時準確獲得有關疫情的各方面信息。
手機，是目前村民獲得信息的最快渠道，通過以微信、抖音為代表的各類社交工具，村民能夠獲得最新的疫情信息，包括確診人數(shù)、死亡人數(shù)等直觀數(shù)據(jù)；還能夠看到各種視頻信息，以及大量有關疫情的直觀圖片。
電視，是村民目前獲取信息的第二個主要渠道。村民可以看到央視各頻道，以及武漢、黃石等地電視臺播報的疫情新聞。這些內容主要以視頻形式呈現(xiàn)，簡單直接，方便村民理解，加上源自中央和地市級媒體，村民比較相信。
正是借助現(xiàn)代化的傳播手段，村民能夠及時獲得大量信息，當然其中也包括千奇百怪的謠言。這些視頻、圖片和文字等信息，根據(jù)其中內容涉及的地域可以簡單分為兩類：一是有關廣大農村基層的情況；二是以武漢為中心的大中城市的情況。相比于后者，村民更能直接感觸到基層疫情的具體情況。
總體而言，鋪天蓋地的大量信息，至少使得村民明白，疫情確實很嚴重。既有以武漢為中心的權威信息，比如有村民說“你看習近平書記都發(fā)指示了，李克強總理都來武漢了，疫情肯定嚴重”；也有反映農村地區(qū)防疫狀況的自媒體信息，比如有的村民說“你看到那個村的路都封了，不能到處走動了”。這為村民了解并重視疫情奠定了基礎。
二是以精英群體為載體的二次傳播。海量信息唾手可得，同時意味著信息質量的參差不齊。村民既可以獲得相對權威的疫情信息，也可以看到聽到千奇百怪的謠言。前者有利于增進對疫情的了解程度，從而避免由于對疫情無知而滋生的恐慌；后者則起到相反的效果，甚至會激發(fā)各種極端行為，并再生產(chǎn)出恐慌，激發(fā)矛盾，從而極不利于村內的穩(wěn)定與和諧。
村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知識水平并不高，對各類信息可信度的甄別能力有限，從而成為各種謠言的傳播中介，而村內精英群體對信息的識別水平相對更高些。因此，后者在日常閑聊中，能夠通過口頭形式不經(jīng)意傳播權威的信息，從而能夠避免謠言的傳播和蔓延。
村內精英主要包括兩類人。一類是大學生和教師群體（春節(jié)期間回去的這些人以及長期生活在這里的算是精英群體，總計大約有100人左右）。由于受教育水平高，見識比較廣泛，他們更能及時準確獲取信息，也善于甄別信息，具有很強的引導作用。如本村，外出大學生比較多，過年期間，他們與村民有大量日常閑談，在了解村民心態(tài)及他們對疫情了解水平的同時，也向他們傳遞了有關疫情的正確信息，從而粉碎了謠言。
另一類是村干部群體（村內目前在任的干部有6人）。作為基層干部，他們對村內疫情掌握相對比較及時，加上處于行政體系內部，了解更多內情，所以能夠及時向村民告知相關情況，甚至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釋。這也能起到傳遞正確信息、規(guī)避謠言的作用。
同時，這些精英群體還通過自身行動，在疫情防控方面實現(xiàn)了對村民的言傳身教。比如，他們外出多佩戴口罩，也會時常告知村民一些日常衛(wèi)生注意事項，如外出要帶口罩，勤洗手，房內要多通風，等。村內精英群體在春節(jié)期間的言傳身教，既能迅速擴大正確信息的影響，又能糾正謠言從而減少謠言的傳播，最終效果是加快了村民對疫情認識的改變。
三是以基層組織為載體的村內傳播。自臘月二十九（1月23日）上午武漢封城以來，從省市縣到鎮(zhèn)和村，各級政府和村委迅速部署防疫工作，加強各方面的管控與宣傳，形成了以基層組織為載體的村內傳播。
按照上級的統(tǒng)籌安排與統(tǒng)一部署，筆者在本村的工作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首先是對武漢返鄉(xiāng)群體進行家訪，家訪時要登記相關信息，測量返鄉(xiāng)人員體溫，掌握重點群體動態(tài)。這些結果整合成了詳細的表格，一天一次上報。
再就是建立武漢返鄉(xiāng)人員微信群，通報本村、本鎮(zhèn)、本縣、本市相關情況，以及各種注意事項，實現(xiàn)相關信息的公開和隨時送達。
第三是在公共場所張貼各種布告，向村民說明情況，比如在岳公廟門口張貼告示說：根據(jù)上級政府及有關部門指示，目前病毒傳播嚴重，新年初一不開門，望各位信眾諒解。
第四是村兩委（村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自治委員會）帶上喇叭沿著村級公路宣讀文件和措施，向大家說明疫情的嚴重性和危險性，要求大家不要集體聚會，盡量留在村灣內，不要隨便走動串門。附近其他村甚至出現(xiàn)封路封村的情況。
總之，基層組織在防疫問題上做到了上情下達，動員了村民的主體性，使得疫情防控逐漸內化為村民的自主行為。
四、結語
綜上，在以武漢為中心的湖北省肺炎疫情傳播區(qū)，受病毒傳播特性的影響，疫情暴發(fā)初期雖然也存在一套信息傳播體系，但從空間上看，顯然呈現(xiàn)出城鄉(xiāng)居民認識和重視程度的層級分化，與武漢距離的遠近決定了人們重視與認識程度的高低。從時間上看，由于疫情的快速蔓延擴大，村民從最初的無動于衷，很快就變得理性主動，城鄉(xiāng)居民的重視與認識程度逐漸實現(xiàn)了信息的相對均衡與同步。
就筆者所見，本村村民既沒有表現(xiàn)出明顯的恐慌情緒，也沒有發(fā)生對外來者的極端排斥，而是理性看待疫情，相互理解，從而維持了村內相對穩(wěn)定和諧的秩序?？勺鋈缦陆忉專和ㄟ^以手機、電視等為載體的一級傳播，村民及時、準確地獲得了有關疫情的最新情況；通過以精英為載體的二次傳播，村民及時獲取了正確的疫情信息，避免了謠言和虛假信息的干擾，糾正了各種錯誤認識；最后，通過以基層組織為載體的村內傳播，加上村兩委的行政力量和宣傳策略見效，村民意識到了疫情的嚴重，進而將疫情防控內化為自己的自主行為。
這樣，現(xiàn)代化的手機、電視等信息傳播工具，傳統(tǒng)的布告、喇叭以及面對面的人際交流一并作用，構建出一套信息傳播網(wǎng)絡，及時、準確、有效傳播了各種疫情信息，使得村民對疫情的直觀感受逐漸內化為主動防控的理性認識，最終外化為他們的理性行為。
結果是，除了淡化春節(jié)的團聚氛圍，這次肺炎疫情在本村并未造成太多恐慌，或者形成其他實質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