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升溫2℃ 就能拯救地球？

經(jīng)過近兩周談判與一天延期，巴黎氣候大會 (COP21)終于達成了歷史性的減排協(xié)議。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里，最常出現(xiàn)的莫過于數(shù)字“2℃”：195個與會國家一致同意控制溫室氣體排放(186個設(shè)立了自愿性減排目標)，確保[前工業(yè)化時期 – 2100年]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不超過2℃，并爭取將升溫控制在1.5℃內(nèi)。[地球已經(jīng)升溫1℃左右]

巴黎氣候大會 (COP 21)無疑是“2℃”最接近拯救地球的一次良機。2009年，被稱為“拯救人類最后一次機會”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COP 15)以失敗告終——美國、中國、印度、巴西拒絕簽署《哥本哈根協(xié)議》(Copenhagen Accord)。協(xié)議中提到“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以下”，隨著協(xié)議草案未獲通過而石沉大海。除此之外，2℃也曾出現(xiàn)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例如2009年的G8會議，“我們認同一個科學觀點，那就是未來的全球平均氣溫比起前工業(yè)化時期，不應該超過2℃。”2010年墨西哥坎昆氣候大會(COP16)，2℃也是屢屢被人提及。

各國政治家在巴黎氣候大會上為2℃留下了激動的淚水，但許多氣候?qū)W家一直沒覺得2℃有多么可愛。聯(lián)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一個小組在巴黎氣候大會上表示，他們從來沒有提議應該設(shè)置2℃(或者其他特定的升溫)作為氣候變化的紅線，“2℃是一個政治數(shù)字，它并不來自科學報告。”《華爾街日報》也報道，迄今為止IPCC發(fā)布了5份最詳盡復雜的氣候變化評估報告，沒有任何一份提議應該設(shè)置2℃的升溫紅線。

那么為什么政治家要為2℃吵得不可開交?為什么2℃紅線成了最近十幾年氣候變化討論的一個約定俗成的目標?為什么政治家要寄希望于2℃這樣一個看似草率的數(shù)字來拯救地球?

2℃不是嚴謹?shù)目茖W預測，它最初是由經(jīng)濟學家提出的。

2℃的升溫紅線，從一開始就不是準確的科學預測——因為它是由經(jīng)濟學家做出的。1977年2月，耶魯大學經(jīng)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論文《控制二氧化碳的對策》中引用了當時前沿的氣候科學研究成果提出，考慮到當前溫度，地球不能再升溫超過2℃(或者3℃)，不然就超出過去10萬年的溫度記錄范圍了。諾德豪斯承認，他的2℃預測缺少科學依據(jù)。

威廉?諾德豪斯的預測沒啥影響力，2℃卻緩慢地吸引著人氣。到了1990年，2℃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瑞典斯德哥爾摩環(huán)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稱，鑒于生態(tài)系統(tǒng)在歷史氣溫變化面前的脆弱性，又由于把升溫控制在1℃以內(nèi)不太現(xiàn)實，就提出用2℃的升溫紅線來代替，“以避免氣候變化帶來的最壞影響”。接著1995年，德國一群氣候?qū)W家向當時還是德國環(huán)境部長的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建議，防止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超過2℃，看起來是一個行之有效的經(jīng)驗法則，當時的氣候?qū)W家之一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后來解釋，2℃的紅線是防止人類被帶入一個人類數(shù)十萬年從未經(jīng)歷過的高溫世界中。安吉拉?默克爾接受了這個觀點。

但瑞典人和德國人的建議在科學上依然不嚴謹，因為氣候預測模型給出的氣溫預測不是一個固定值，而是一個范圍。例如聯(lián)合國的IPCC會評估平衡氣候敏感度(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這是指大氣中CO2濃度如果加倍并達到平衡，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會發(fā)生什么變化。IPCC在2013年《第5次評估報告》中估算了一個范圍，如果大氣CO2濃度加倍，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會上升1.5℃ - 4.5℃(高信度)。

2℃的升溫目標存在不足，但它幾乎沒有競爭對手：1992年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目標——防止“對大氣系統(tǒng)的危險人為干擾”實在是太虛無縹緲了。一直以來，研究地球氣候系統(tǒng)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科學家很努力地想解釋人類行為怎樣才算是“危險的”，發(fā)現(xiàn)總是無果而終，那就只好選擇不那么準確的2℃來定義“危險”。

2℃逐漸成為簡單直接的政治目標，但它本身越來越難以實現(xiàn)。

1996年歐盟部長級會議，第一次正式接受了2℃的升溫紅線，從此以后，2℃逐漸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標準，并被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中的所有國家所接受。作為一個簡單直接的政治目標，2℃把諸如“平衡氣候敏感度”等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專業(yè)術(shù)語，集中轉(zhuǎn)化成了一個易懂的升溫數(shù)字。

由于有一個2℃這樣具體的紅線，政治家就可以利用它進行氣候變化談判。既然IPCC的科學家們認為，1951-2010年全球平均地表溫度升高的一半以上極可能(95%-100%)是由溫室氣體的人為增加和其他人為強迫造成的，并且升溫會帶來生態(tài)災難，那各國政治家就討論怎么限制溫室氣體的人為排放。

人們借助2℃，發(fā)明了“碳預算”(Carbon Budget)：要保證到了2100年升溫不超過2℃，碳排放不能累計超過多少，現(xiàn)在還剩多少碳預算能排放。IPCC破天荒地在2013年《第5次評估報告》中估計了“碳預算”，相比起前工業(yè)化時期，人類有66%的可能性將升溫控制在2℃以內(nèi)，但是要求1870年以來由人為排放的碳累計不能超過10000億噸(換算為CO2：36700億噸)，而截止到2011年人為排放的碳已經(jīng)累計達到5150億噸，所以人類的“碳預算”賬戶上只剩下一半不到的碳：4850億噸(這份報告同時估計了1.5℃和3℃的情形)。許多科學家預測，按照現(xiàn)在的碳排放速度，2030年代(最遲2040年代)賬戶里的碳預算就會用光，留給地球完成2℃任務的時間不多了。

如果按照最新承諾的減排措施重新計算呢?中國、美國和歐盟是世界三大碳排放源，它們都在巴黎氣候大會前作出了最新減排承諾。不過挪威奧斯陸國際氣候環(huán)境研究中心的格倫?彼得斯(Glen Peters)估算，即使它們都履行了這些承諾，在2030年，它們朝大氣中排放的CO2，仍然占到了當年可支配碳預算的79%。也就是說，如果要想把升溫持續(xù)壓在2℃以下，三大排放源留給剩余50億人口的碳排放預算空間只有21%。

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不客氣地指出，即使考慮目前新承諾的減排措施，到了2100年地球還是有可能升溫2.7℃ - 3.7℃。

2℃的意義不在于控溫，而在于談判，畢竟它已經(jīng)深入人心。

如果現(xiàn)有氣候模型是準確的，2℃的升溫紅線肯定是守不住了。那2℃到底還有啥意義?一些原本就討厭2℃的科學家坐不住了，他們想放棄2℃，選擇其他能拯救地球的選手。2014年10月，加州圣地亞哥大學教授大衛(wèi)?維克多(David Victor)和另外兩位作者在《自然》上抨擊2℃，稱2℃只考慮了陸地的熱含量，沒考慮海洋熱含量，而且要想實現(xiàn)2℃，減排曲線已經(jīng)十分陡峭，根本做不到。

但是2010年，德國波茲坦研究所的卡洛?耶格(Carlo Jaeger)撰文指出，科學界對2℃暫時還沒達成共識，但是沒有什么目標比2℃更適合用來談判了。這就好比歐洲許多城市把汽車限速定為50km/h，為什么不是47km/h或者53km/h?或者為什么不是10km/h或者100km/h?因為50km/h是一個焦點(focal point)，歐洲各個城市默契地在50km/h上達成一致，避免因為設(shè)置太多種速度而導致更多的交通事故。

2℃的升溫紅線道理類似，不是說1.5℃或者3℃就不足以擔當重任(如果能充分論證的話)，隨著數(shù)十年來對2℃的批評、猜疑、辯解，2℃已經(jīng)變成了氣候變化領(lǐng)域的一個焦點，在現(xiàn)階段它為氣候大會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激勵作用，195個國家能夠一致同意2℃，就是最好的證明。

因此，卡洛?耶格總結(jié)道，問題的關(guān)鍵不是要不惜一切代價地保住2℃的升溫紅線(保也不太可能)，而是應該思考如何利用2℃尋求一個長期的溫度平衡(比如2100年之后，升溫不得高于XX℃)，畢竟短期超過2℃未必就是大難臨頭。既然在真實世界中，不會有任何一個經(jīng)濟體冒著經(jīng)濟風險陡然減排，那么只能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世界在起著變化，要么等待更廉價的零排放技術(shù)的成熟，要么像NASA首席氣候?qū)W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說的那樣，在農(nóng)林業(yè)使用生物炭——花40歐元，就能捕捉1噸的C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