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拾荒江湖興衰—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底層真相

固廢網(wǎng)訊:趙勝是一名流水線上的拾荒者。每天，他緊貼著一條傳送帶工作，掃視、摸索、拆分，快速從里面分揀出塑料、金屬、橡膠等可回收物，扔進身后的編織袋。

這里是北京阿蘇衛(wèi)垃圾綜合處理中心，一天要處理5000多噸生活垃圾——相當于北京生活垃圾日產(chǎn)生量的五分之一。近十年來，趙勝所在的明珠洲際科貿(mào)有限公司承包著阿蘇衛(wèi)的生活垃圾分揀、回收項目，每天承擔1600噸－1800噸的分揀量。

趙勝的工作是把垃圾分類做到極致。光是塑料，他就能分出十幾種，而且還能分辨哪種更值錢。比如，光是一個飲料瓶，瓶蓋、瓶身、包裝紙的材質(zhì)是不同的；拿到一個透明塑料儲物箱，要把彩色的把手從箱體上掰下來，兩者材質(zhì)不同，透明的更值錢些。

經(jīng)歷過流水線上的分揀后，挑剩下的垃圾被用來焚燒發(fā)電、填埋；而那些揀出來的，將在造紙廠、塑料制品廠、金屬制品廠重獲新生。

趙勝們來自偏遠、貧瘠的鄉(xiāng)村，仰賴城市里的生活垃圾維持生計。他們在垃圾桶、垃圾樓、工廠式的垃圾分揀車間里尋尋覓覓，他們中也有一批人，蹬著三輪車，沿街叫喊“收廢品嘍”。

最鼎盛時，北京拾荒者數(shù)量達到17萬人。這一群體受到的評價極為兩極化：一方面，拾荒者之間的交易未被納入國民經(jīng)濟系統(tǒng)；另一方面，他們回收的廢品量和送往垃圾處理廠的垃圾量相當，為北京省下一半垃圾處理開支。一方面，他們緩解了城市垃圾圍城現(xiàn)象；另一方面，他們游離于監(jiān)管之外，在生產(chǎn)、交易中制造環(huán)境污染。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環(huán)境整治、垃圾分類等一系列政策的裹挾之下，北京拾荒群體的生存空間愈加狹小。

30多年，宛如浮萍流蕩，起落沉浮。拾荒者的前半生，是底層追逐更好生活的寫照，也是城市垃圾對策變遷的生動切面。過去，他們因社會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出現(xiàn)，未來也必將隨著“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緩解而消失。

不變的是，城市和垃圾依舊存在。

從村莊到流水線

那些被人們?nèi)拥舻臇|西，破袋而出，重新在傳送帶上展露真容。趙勝說，垃圾里有一切你能想到的東西，骯臟的、腐臭的、涉及主人隱私的，也有讓人興奮的，比如大疊大疊的鈔票。

垃圾里撿到錢，是分揀工們津津樂道的事。趙勝的上司老夏說，早年有個分揀工突然離職去做生意，后來他聽說，這人從傳送帶上撿到一個包，里面有幾十萬元現(xiàn)金。就在老夏向《財經(jīng)》記者講述這個未被證實的傳聞時，幾名分揀工附和過來，分別說起他們熟知的其他版本的分揀工撿錢致富故事。不一樣的時間、人物、數(shù)額，卻有著同一種功效——足以激勵平凡崗位上的他們分得更仔細、揀得更有勁。

就連不怎么進分揀車間的老夏，也交過一次好運。幾年前，老夏在車間檢查，瞧見傳送帶上一件衣服口袋鼓鼓囊囊的，下意識拿過來翻了翻，里面塞著一疊錢，回去一數(shù)，整整7900元。不過現(xiàn)在，這種好運越來越罕見了。分揀工們歸納出兩個原因：電子支付逐漸取代了傳統(tǒng)的現(xiàn)金交易，紙鈔用得少也丟得少了；反腐敗卓見成效，往垃圾桶丟巨款的貪官少了。

對趙勝來說，臟沒什么不能忍受的，“反正這個皮帶，一下子就過了，臟的（東西）又不傷手”。

更大的挑戰(zhàn)是氣味。

垃圾分揀車間大門緊閉。如果沒有要緊事，管理層不愿輕易推開這扇門。里面彌漫著一種類似臭莧菜的味道，濃稠的氣味非常霸道，一旦粘上衣服，撣也撣不去?！斑M去走一下，就算馬上出來，我也要換身衣服?！币幻芾韺訂T工說。

趙勝的家鄉(xiāng)位于四川巴中。山村里交通和經(jīng)濟都不發(fā)達，也沒有一家企業(yè)。趙勝在家?guī)Ш⒆?，偶爾做點農(nóng)活兒。

2012年春節(jié)，觥籌交錯間，一位從北京回來的老鄉(xiāng)說起，在北京撿垃圾不錯，一個月能掙四五千。25歲的趙勝備受鼓舞，過完年，他帶著妻子來到北京，成為垃圾分揀流水線上的兩個小藍點。

和趙勝一樣，他現(xiàn)在的領(lǐng)導——巴中人許際才的命運轉(zhuǎn)折點也出現(xiàn)在25歲。1986年，許際才月入不到30元。一位姓雷的老鄉(xiāng)告訴他，上北京撿破爛，一天就能掙30元。

許際才說，老雷回北京那天，什么都沒帶，就帶上了自己家的三兄弟。他也很想去北京闖闖，像老雷一樣月入900元，于是懇求老雷：“把我也帶上唄?！?/p>

一張12.5元的火車票，把他送到北京。來自鋼鐵企業(yè)的廢材，有鐵也有水泥，用個錘子把里面的鐵剃出來，廢鐵能賣二毛五一斤。一天下來，許際才果真能掙到二十幾元。

“我們那個時候相當苦?！痹S際才說，剛到北京時，沒有固定住所，用塊塑料布蒙住被子，和鍋一起隨身帶著。白天到處撿廢品，走到哪里，晚上就在哪里休息。

偶然的機會，寄居糞庫的許際才遇到一位下來調(diào)研的官員。這人是王維平，當時在北京市環(huán)衛(wèi)局工作，負責管垃圾場。王維平回憶，看到數(shù)九寒天住在糞庫里的許際才，覺得他特別可憐。

1988年，許際才和另一名巴中人輾轉(zhuǎn)找到王維平，說想去垃圾場撿垃圾，請他幫忙寫條子。王維平答應了。

“當時我沒有什么循環(huán)經(jīng)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概念，僅僅出于憐憫之心，覺得這些人不容易。另一個考慮就是，你撿得越多我越省錢，就不用去花錢焚燒了?！蓖蹙S平告訴《財經(jīng)》記者。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就成立了國營的廢品回收公司。到上世紀70年代，二環(huán)路內(nèi)出現(xiàn)2000多家廢品回收站，幾乎每個胡同都有。

“但是自打許際才他們一進京，迅速地把這支隊伍給擊垮了?！蓖蹙S平說，拾荒群體的優(yōu)勢在于不怕丟人，背著一個破口袋，一個垃圾桶一個垃圾桶翻。廢品回收公司的正式職工不會這么做，出于面子，也有體制上的原因——不管回收多少廢品，月薪都是固定的。

在城鄉(xiāng)發(fā)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四川巴中、河南固始的農(nóng)民受到高收入誘惑，前赴后繼涌向北京。一如現(xiàn)下蜂擁而去BAT等技術(shù)密集型企業(yè)的城市白領(lǐng)們。

往后數(shù)年，北京拾荒群體數(shù)量迅猛增長。據(jù)王維平撰寫的《北京垃圾回收及產(chǎn)業(yè)化調(diào)研報告》稱，20世紀末，在北京拾荒的外來人口有8.2萬，其中約4.6萬來自四川，約1.7萬來自河南，約1萬來自河北，約1700人來自江蘇。

拾荒江湖滋生出大量惡性事件。1996年，許際才等人又找到王維平，說了兩件事。首先是自稱因王維平幫忙寫條子進垃圾場而“發(fā)了大財”，想要報恩。第二樁是，北京垃圾回收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以拾荒者戶籍不同分成了13個幫派，這些幫派甚至有各自的“武裝”，為爭奪地盤，每年都有打架、斗毆等事件發(fā)生，還有人為此喪生。他們想借助王維平的力量為四川幫“擴大地盤”。

“我當時就萌生了調(diào)查這支隊伍的想法?！蓖蹙S平告訴《財經(jīng)》記者，幾天后，他召集各個幫派負責人聚餐，想要調(diào)查各幫人數(shù)、盤踞地點、主要營生及人均收入。

王維平說，為減少惡性事件，他給各個幫派分了工：四川人撿垃圾（小區(qū)垃圾桶、垃圾中轉(zhuǎn)站、填埋場、處理廠），河南人收廢品，河北人在四環(huán)路外接應負責向外運輸再加工，江蘇人則主要搞泔水和地溝油。這一拾荒格局延續(xù)至今。

焚燒不是最好的選擇

呼之欲出的垃圾分類立法，讓流水線上的拾荒者認為，月入四五千的好日子馬上就要到頭了。

繼上海開展強制垃圾分類后，北京的垃圾分類立法工作也已經(jīng)提上日程?！侗本┦猩罾芾項l例》修訂在即，草案預計10月提請市人大常委會一審。

王維平說，目前，北京的生活垃圾對策已進入減量化、資源化階段，而垃圾分類正是實現(xiàn)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的措施之一。

就像排斥電子支付在取代現(xiàn)金支付一樣，流水線上的拾荒者也對垃圾分類感到反感。他們擔憂的是，垃圾分類后，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了。那么，垃圾分揀流水線便沒有存在價值了，他們也將面臨失業(yè)。

“大不了不干這一行了，不掙這么多錢了?！壁w勝說，他還年輕，隨時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其他工作。

54歲的徐治新沒這么樂觀。他和妻子是“非典”后來北京的，剛開始在填埋場附近撿垃圾。一個月下來，兩人能有8000元－9000元收入。他認為這份收入還不錯。曾有人找徐治新去填埋場種樹，他給拒絕了，“搞綠化掙不了多少錢，一般也就3000塊錢?！?/p>

2009年，徐治新成為許際才手下。他在流水線上做過分揀工，也開過鏟垃圾的鏟車，前后工資變化不大。徐治新說，要是分揀項目沒了，年輕人還可以出去創(chuàng)業(yè)，但像他這個年紀，就很難找到新工作了。

拾荒者的沉浮起落，是北京垃圾對策變遷的一個切面。

王維平說，北京的生活垃圾對策是個四部曲，先后經(jīng)歷了“眼不見為凈”時期、標準化垃圾填埋場時期、焚燒時期、減量化和資源化時期四個階段。拾荒者的身影貫穿始終。

第一階段，北京把生活垃圾運往郊區(qū)，“隨便找個地方堆起來，簡而言之就是眼不見為凈”。久而久之，垃圾就圍城了。北京市在1983年做過一次航拍，大致沿著現(xiàn)在的四環(huán)路一圈，僅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個。

隨著北京申辦亞運會、奧運會，城市攤大餅似的發(fā)展到了四環(huán)。這時候，北京開始建設(shè)垃圾填埋場、垃圾收集運輸體系。之后，生活垃圾被運到垃圾填埋場，“找個坑就填”。

不管是堆起來還是填起來，都會污染地下水，周圍臭氣熏天，同時還產(chǎn)生大量甲烷——其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21倍。

彼時，拾荒者的大本營，大多駐扎在垃圾堆放場周圍。1997年，王維平曾挨個去13個幫派的大本營調(diào)研，周末就和拾荒者住在一起。最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是難聞的氣味。難聞到什么地步？大本營里冬天都有蒼蠅。不管是那的蟑螂還是綠豆蠅，個頭都很大，一點也不像北方常見的。

三九天，飯碗一捧，一層大綠豆蠅就在上面趴著、圍著，王維平把它們扇開，馬上又聚攏回來。

隨著填埋場建成，拾荒者聚集到了填埋場附近。不過，由此產(chǎn)生的隱患也很多。汽車卸垃圾，來回冒土揚煙，偶有意外傷人事故發(fā)生。

第二階段，是標準化垃圾填埋場時代。“標準化”是指把填埋場的危害降到最低，具體做法是：填埋場下鋪設(shè)七層防滲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分區(qū)填埋，傾倒的垃圾當天壓實、蓋土；把填埋場產(chǎn)生的甲烷倒排出來，用于集中發(fā)電；對填埋場的污水進行處理。

國際上，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采用標準化垃圾填埋場。1994年中國首座標準化垃圾填埋場，也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區(qū)的阿蘇衛(wèi)垃圾填埋場建成投產(chǎn)。

新對策沒有徹底解決矛盾。首先，防滲膜的有效期為12年，過期后，還是會污染地下水；第二，填埋場產(chǎn)生的甲烷僅有一半能被有效收集；第三，填埋場占用大量土地，一旦填滿垃圾，很難重新被利用。王維平說，這種土地上，蓋房子地基不牢，綠化也不行，堆體里不斷發(fā)熱，樹種了就燒根。

第三階段，以焚燒為主的多樣化末端處理方式。當北京計劃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燒廠，也就是阿蘇衛(wèi)生活垃圾焚燒廠時，遭到了民間反對。據(jù)王維平回憶，2009年，全國多地出現(xiàn)抗議垃圾焚燒的示威游行。反對者認為，焚燒是把固體污染轉(zhuǎn)化成氣體污染。

當時的北京市政府官員讓王維平出面和反對者進行溝通。王維平帶著反對者去日本參觀了垃圾焚燒廠。在日本，垃圾焚燒廠一墻之隔就是幼兒園?！皡⒂^過程中，他們慢慢了解到，垃圾焚燒的核心技術(shù)是煙氣凈化，有60％的投資花在煙氣凈化上。凈化到什么程度呢？比燒油的爐子、燒煤的爐子都干凈?！蓖蹙S平說。

也正是這一年，許際才承包下阿蘇衛(wèi)的生活垃圾分揀、回收項目，進入了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分揀行業(yè)。他招了100多位拾荒者來當分揀工，行情好了，多招一些，行情不好了，少招一些。

截至2019年2月，中國（不包含港、澳、臺地區(qū)）在運行的生活垃圾焚燒廠數(shù)量已經(jīng)突破400座。王維平認為，垃圾焚燒還不是處理垃圾的最理想方式，垃圾對策的上策是第四個階段——減量化、資源化階段。

他給出了三個理由。第一，垃圾焚燒廠即便能克服“人類一級致癌物”二英，但產(chǎn)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化物等還是存在污染。第二，焚燒的產(chǎn)物之一飛灰屬于危險廢物，處置過程中暴露很多問題。第三，焚燒廠的爐渣率有23％，大部分最后還是要填埋。

斷裂的回收鏈

早上7點不到，李軍一家駕駛兩輛貨車，從居住的西六環(huán)出發(fā)，開向北京石景山。他們將在一個小區(qū)外支起攤位，迎接附近居民，也迎接騎著三輪車來送貨的、更下游的廢品回收者。

李軍回收各式各樣的廢品。每天最多能收2噸紙、1萬個礦泉水瓶，還有鐵、銅、鋁等金屬。一年下來，刨除花銷，有10多萬元收入。在李軍看來，這些是辛苦錢，“本地人估計干不了”。